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难以忘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英雄们。同时，也深切怀念我们的父亲汪钦文——一位新四军5师白衣战士。

父亲1923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北蕲春县蕲州镇，2013年9月3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那种革命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和他的战友们以及无数牺牲的先烈们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38年8月，刚满15岁的父亲就参加了游击队。先是在鄂东蕲黄广独立团当宣传员，1941年在组织的安排下开始了从医的生涯，后在新四军5师14旅卫生科任司药员。1942年2月参加新四军5师第三期医训班学习。1942年7月在新四军5师卫生部洪湖第五野战医院任医生助理。1944年在新四军5师15旅卫生科任医生，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9月在鄂豫边区行署卫生所任所长。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区卫生部，为部队首长和战士，同时也为边区的老百姓治病。

一、参加游击队，开始从医

父亲幼年丧母，其父长期在外从事革命工作，全家依靠父亲的祖父教书维持生活。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横行，全家出外逃难，途中遇到流行传染病，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全家先后被病魔夺走了6人生命。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6位亲人的先后病故，唤醒了当时只有15岁的父亲，在抗日爱国浪潮的影响下，经过中共地下党员的指引，父亲毅然离开了家，投奔了共产党，在湖北黄冈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父亲所在游击队4支队，后来发展为鄂东蕲黄广独立团，团长姓康。由于父亲小时候跟着祖父读了几年私塾，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组织安排父亲在独立团里当了宣传员。

当时民众不了解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的队伍，每到一处，老百姓害怕得躲开了。生活非常艰苦，在执行任务时，没有吃的，找一些野菜，在河里涮涮就吃了，渴了就趴到河边喝点水。当时分布在鄂东北地区的敌伪兵力还非常多，保安团和地主豪绅的反动民团势力遍布各地，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摧残、迫害着鄂豫地区的人民。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亡，刷抗日标语，写宣传板报，积极接触老百姓，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鄂豫边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遵照鄂豫地区党委的指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经常是各大队、中队互相联合行动，队伍经常夜行军，宣传员要跑前跑后进行宣传鼓动，山路崎岖不平，深一脚浅一脚的，父亲的腿就是那时候摔伤的，由于医疗条件差没有治愈，留下了后遗症。

游击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1941年整编为新四军14旅，旅设有卫生科。组织上分配父亲做司药工作，主要是包药，发药和保管药等药物管理工作，干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父亲边干边学边琢磨，积累了不少的医药方面的知识，为战友们解除了许多痛苦。

1942年2月的一天，部队正在行军途中，突然传来上级的一道命令。命令急促，口令一个人接一个人地向后传递着。命令：4个人停止前进在路边等候，有特殊任务。这4个人分别是汪钦文、吴克胜、吴福民、段蜀平。于是这4个人停下来等待接受任务，当时谁都不知道是什么任务，心里既紧张又兴奋。等待大约一个时辰，来了一个排的战士，父亲等4人由他们护送穿过敌占区，通过了敌军的多道封锁线……。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湖北随县白兆山天汉湖区。这里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到达目的地后，父亲才知道，是组织上让他们参加新四军第5师卫生队第三期高级医训班的学习。那时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能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是极为不容易的。医训班学员都是从各纵队、师、旅、军分区中的卫生机关及游击队中选拔的优秀人员；主要是培训救护伤员、医疗技术及外科治疗技术。通过培训，培养医疗卫生干部，建立新四军自己的卫生医疗队伍。由此，新四军5师的医疗卫生队伍就是通过各种集训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父亲就是在这时开始成为了一名白衣战士，一生为救死扶伤而奋斗。

这期短训班来自四面八方，有90多人，当时由栗秀真部长、乔明志、孙光珠和罗明德等同志直接授课，罗明德、李晓白、楚白是本期医训队负责人，参加医训的战士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医训班主要是学习战地救护技术和临床医疗技术，医训队学员们政治热情高，同舟共进，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克服困难，共同完成了半年受训任务，技术业务得到很大提高。

二、在洪湖第5野战医院

1942年7月中旬医训班结业了，父亲被派往湖北汉川县杨业陂湖区冯家大湾洪湖第5野战医院，湖区医院分布在偏僻的湾子、台子外，荒野宽旷的偏僻密湖林中。襄南医院就是建在潜江县西北偏僻的湖林（秆柴山、芦林、蒿荡的合称）中，医护人员自己动手用芦苇、秆柴、茅草搭盖棚房，用作手术室、病房。有芦苇作掩护，这里一般情况下，敌人的大队去不了，小队又不敢去，所以敌人的骚扰相对少一些。伤病员都在船上，卫生员也在船上工作，一有情况，就撑着船转移走了，这就是野战医院的特点。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给医院配备有固定的船队，提供医院使用。有敌情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分好工，编好队，都生活在船上，在广阔湖林中与敌人周旋，“捉迷藏”。给养则由供应船，在夜间向各个船只输送。

湖区医院伤病员很多，一个收容两百左右伤病员的医院，往往要收容四五百个伤病员住院，医护人员并不多，他们每天都是超负荷地忙碌着。那时父亲虽然年青但已担当医生助理，每天要做几个手术。他对伤病员满腔热情，像亲兄弟一样，下了手术台不分份内份外，什么工作都干，多苦多累的工作都是抢着去做。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医院的病床就设在船上，每条船上住两个伤员，条件差气候潮湿，伤口很容易感染。医生在处理枪伤时，碗口大的伤口，先把两公分长的蛆从伤口处挑出来丢进湖里，没有酒精，就用漂白粉代替，带浓带血的绷带都是用了洗，洗了用，反反复复用5、6次。一般小手术就在船上做，大手术只能在棚房屋里进行，两张桌子并在一起就当作手术台了。卫生员每天都是为减轻伤员的痛苦而忙碌，往往因工作累得都吃不下饭。但他们仍然是情绪乐观地面对伤员，忘我地工作。

野战医院治好了很多伤病员，使他们重返杀敌前线。这也是得益于当地老百姓，对待新四军特别是伤病员特别好，饭都是做好了送到船上，米饭、黄花菜炖肉、鱼等等，经常是变换花样。但是也有很多伤病员伤势严重，由于医疗条件太差，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每当伤病的战友死去，医护人员都是感到非常悲痛。

当时野战医院的医药供应是很困难的，西药和医疗器械因为敌人封锁得极严，国民政府又从没给过一寸纱布，一粒药丸。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5师和边区的医疗卫生人员靠一颗颗热扑扑为部队服务的心，靠一双双救死扶伤的手，靠在农村就地取材的中草药和代用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千方百计地完成抢救伤员和治疗疾病的任务。

为了解决缺少医药的困难，5师卫生部建起了制药厂，其它各军分区、各旅、各医院也都办起了制药所或制药组。这些制药单位，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自制脱脂棉、纱布、敷料、绷带和各种膏剂、酊剂、溶液、丸剂等。这些自制的药物，对满足战伤外科和常见病的治疗急需，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此外，医药的来源还有购买、捐助和缴获。购买医药，主要是通过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药商和城市中的大商户进行。捐助是少量的，也不是常有的。有一些开明绅士、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还有国际友人如爱尔兰牧师保罗等被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事迹感动，因而给予同情和支持，他们赠送药品支援新四军。美国朋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参观了设立在大洪山区农村民房和庙宇里极其简陋的纵队野战医院，她曾在文章里写道：“到了医院，院长是个女的，她曾经受过大医院的正规训练，所以一切布置、消毒、用具、伙食、清洁都很不错。”她们还看到在敌后战场上英勇杀敌而负伤的战士只有夹被，冬天只能用稻草保暖，而战士们却乐观地称之为“金丝被”。虽然医生、护士们严格地按照大医院的操作规程治疗，但因缺医少药，用的是竹子削成的探针，借老乡的杀猪刀进行手术，清洗伤口没有消毒水就用漂白粉或盐水替代等种种场景时，不禁热泪盈眶。史沫特莱说：“要不是我亲自来实地观看，别人怎么说我也不会相信，真是人间奇迹！”后来史沫特莱特意资助边区一批药品。有时部队同敌伪的战斗中，能缴获到一些药物。

 日本鬼子经常对医院进行破坏和骚扰，有一天清晨，天刚刚亮，鸡叫头遍，敌人乘汽船，就进了湾，我们的同志急忙撤退，但有的女战士动作慢了点儿，就被敌人抓走了。那时父亲年轻，腿脚还算灵活，和另外一个年青看护随着医院船队躲进芦苇荡，在芦苇荡深处整整呆了一天，才免遭一劫。这次敌人抓走了医护人员、伤病员、洗绷带的老乡，总共30多人。

当年，一个只有几十个工作人员的野战医院，要收容2、3百个伤病员住院，几个工作人员的休养所，也要收治数10个伤病员。当时医院从院领导到看护员、炊事员都没有假日，工作做不完就睡不上觉，不到病倒在床是没有休息的。女同志都年轻，十之有八九未结婚，即使结了婚很少与爱人在一起，也极少有产假。党团员带头，都是全勤，任劳任怨，经常突击完成任务。伤病员中发扬了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轻伤病员照顾重伤病员，老的照顾新的。野战医院在条件困难、设备简陋的情况下，抢救和治愈了无数伤病员，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述洪湖的那段战斗生活，在那个年代不管是医生、医助、看护员常常一个人带二三十名伤病员单独分散隐蔽在深山沟里或芦苇荡里，他们既是医生，又是领导，既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又作医疗护理工作，既要管理好伤员的伙食与生活，又要收集情报注意敌人的动向，以保证伤病员的安全。白衣战士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伤病员服务”、“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舍身忘死救战友”。

三、大乌山脱险

1944年1月，父亲被调到新四军15旅卫生科工作。他身先士卒，严格要求，指导卫生员临床操作，对重病号则亲自过问医治。当时，15旅的旅长因伤重住院，父亲就亲自给他治疗和看护，为他做静脉注射。

父亲不仅医术好，还会唱歌；有空闲时就在战士和老百姓中唱歌，因为父亲既会唱歌又会看病，老百姓都很喜欢他。记得边区宣传队队长叫罗明德，有许多抗日的歌曲，都是她教的。她经常上台领着大家唱歌。其中有一首歌记得很牢：新四军生活最快乐，吃穿平等一样多，不打也不骂同志，好话向你说，生活真快乐。当时最喜欢唱的歌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中的“张老三我问你……”；部队每天都唱《新四军之歌》。记得音乐老师叫娄明远，是蕲春县的县委书记，和父亲是老乡。文工团团长叫皮革，大家非常喜欢他，他活泼得像个猴子，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皮猴子”。

严酷的战争环境挡不住革命军人的乐观主义精神。

大乌山是革命根据地，驻扎着领导机关和部队。有一次，得到日本鬼子要袭击大乌山的消息后，部队立刻要转移撤退，当时父亲有病发高烧，不能跟着部队撤退，一位老大娘就把父亲接到她家，藏在一个坑洞里，盖上了许多稻草；用篮子送些吃的，至使免遭一难。在那个年代老百姓掩护照顾伤病员是经常的事，真是像歌词写的那样“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呐，咱们是一家人！”

山区医院重伤病员是靠疏散分居在便于隐蔽、群众条件可靠的山村中，有敌情时，伤病员则搬到山洞密林里，伤病员的吃、喝、治疗都由隐蔽在山间的群众和医院工作人员分片包干负责；在平原、丘陵区医院的轻伤病员就组织起来同敌人周旋“打游击”，重伤病员则分散化装成群众，藏在村户居民家中的夹墙里，他们的生活和安全由住户群众负责照料和保护，治疗则由医院的医护人员定点包干巡回进行。

在15旅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又被调到新四军5师卫生部当医生，直接在栗秀珍部长所在部门工作。

四、中原突围、宣化遣散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扬言要在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的人民解放军，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有120多万，除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解放区外，还有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6大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地处战略要地，蒋介石发动内战首先从中原解放区开刀，他调集30万军队进行围困，将中原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及其领导机关压缩到以鄂东宣化店为中心，方圆只有200里的狭小地带。敌人在这狭小地带的周围，修筑了无数的碉堡，并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妄图陷中原解放区的党政军于绝境！这就是有名的“宣化店”事件。

在1946年突围前夕，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报，指示“同意立即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中原解放军部队极为关怀。亲自派董必武、周恩来到宣化店视察和慰问，并与国民党以及美国代表谈判，签署中原停战协议，建立了监督停战的“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

在宣化店以西南田湾建立一所善后救济医院，医院的任务除了给群众治病外，利用善后救济的名义收治赴华北解放区的伤病员，一旦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部队被迫转移时，伤病员可以继续得到掩护和医疗。先后来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有百余人，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进行有准备有计划的战略牵制和转移。中原部队胜利突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打乱了他全面内战的部署。蒋军惊慌地追击、堵截突围的部队，很快地占领了宣化店等地，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像疯狗一样到处搜查工作人员和物资。据说在宣化店附近的村镇，还有许多人被抓，有的竟被残杀了。国民党军队占了南田后，还派了一个排的兵力驻扎在医院外，设岗哨监视医院的行动。经常到医院里对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百般刁难，寻衅找茬。

针对国民党部队的野蛮行径，为应付突然事变，边区行署领导与驻守在医院外的国民党团长进行“谈判”，才使医院暂时转危为安。边区行署领导利用这个时机，有组织、有计划地疏散干部和非战斗人员。一部分以伤病员的名义转移到其他根据地，一部分向东走，到达苏皖解放区。一部分向西走，到陕南根据地。一部分是化装遣散转移。按照上级精神，基本康复的伤病员从速遣散，动员能走的和愿意走的即行遣散，遣散具体方法多样，可投靠亲友，可自谋职业、可个别走、也可以三五结伴而行。救济办事处发放遣散证明并发路费，不到两个星期近百人离开了医院。

父亲也是按组织安排，和母亲冯太和（现名冯屏）一起突围转移的。

我们的母亲也是一位新四军5师的白衣战士。1930年3月27日出生于河南信阳，家境贫寒。1942年随姑姑投入到了新四军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由于年纪小，被安排在豫鄂边区第二实验小学里读书。当时的实验小学非常简陋，学生都是一些革命者的子女和部队精简下来的“小鬼”，也有从国民党统治区逃来边区的小孩，学生最小的七八岁，最大的也只有十五六岁。常常流动打游击，夜行军，过着军事化生活；挖野菜，摘榆树叶，寻找老百姓地里残留的红苕和花生，拿来当饭吃，当菜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学生们以田坝、稻场、农舍、院落、山坡以及大树下做课堂，以背包为桌椅听老师讲课….。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学习文化，她的那些文化知识也就是在鄂豫边区实验小学打下的基础。母亲初小毕业后，就在新四军5师担任卫生员工作，为伤病员打针、换药、喂药、喂饭、倒屎、倒尿，不嫌脏累，不怕苦痛，工作表现非常突出。在中原突围前，经组织上批准，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父亲曾向我们讲述，突围转移那天，他和母亲是穿着制服装扮成商人，带着边区行署领导发给的路费12元，军调部的通行证乘火车离开宣化店，通过了敌伪的封锁线。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邯郸以漳河为界，南边是国民党统治区，北边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父亲和母亲坐着两个轱辘的牛车，巧妙地通过了国民党的岗哨，过了漳河。过河以后就有晋冀鲁豫军区的同志迎接，随后就集结到了山西晋城。

父亲和张静（后任湖南省省军区后勤部长），被分配到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

解放战争时期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担负起了重要的救护职责。医院有床位200多张，医护工作者200多名，大都是陆续从各部队调来的政工干部和医务骨干。比起原边区卫生所条件要好得多。医院里有外国专家医生，父亲记得有一位英国专家名叫爱洛思教授，经常给医务人员做一些医学讲座和临床手术示范，都是用英语授课，配备英文翻译，父亲都是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地做笔记，课后再整理笔记。提起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深有体会地说，那时学到了许多医学知识，临床医疗技术提高特别快。

父亲是军医，主要给干部看病，同时也给一般伤病员治病。除此之外，还负责管理十几张病床，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当地的老乡生活很苦，健康状况比较差，来看病的老乡很多，父亲不但在医院接诊，还出诊给当地老百姓看病，减轻他们身体上的痛苦。

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父亲一直在医务战线上忙碌工作着，一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得到过多次领导的表扬和嘉奖。父亲学习笔记做得认真，同事们经常照他的笔记抄写。他也经常做年青医师们的小教员。所以领导和同志们都特别喜欢他。 至今父亲有一个小书箱，一直珍藏着抗战时期使用过的军医手册（上、中、下册），还有内科学、外科学。这些书已经旧得发黄，印刷纸张粗糙，封面上清晰写着“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卫生通讯社印”的字样。

1948年11月父亲随部队进入北平，接管了北平铁路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世纪坛医院（原北京铁路总医院），一直从事医务管理方面的工作，先后在铁道部卫生局医政科，负责全国铁路医疗卫生管理，主抓领导干部的任用和医院的管理。1958年9月至1962年7月，就读北京医学院干部保健专业。1962年9月任北京铁路总医院院长办公室和干部保健室主任、铁道医学院办公室主任，兼管临床医学教学工作。同时，为医院建立了一套干部保健理论和管理体系。1966年4月任广州铁路局衡阳铁路医院院长。1983年10月离休。

父亲从小参加革命，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一生从医，刻苦学医，热爱医学，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父亲一生对党忠诚，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的精神，潜移默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鞭策着我们，让我们有勇气走自己的道路。

父亲和母亲养育了我们5个子女，即大女儿汪虹、二女儿汪霞、三女儿汪洋、大儿子汪涛、二儿子汪波。他们都靠着自己的努力，有的上了大学，成为国家干部，有的是科研单位的骨干，有的是企业技术人员，有的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有的是医务人员，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为党为人民做贡献。

我们将把父亲留下的新四军白衣战士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5师分会；汪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