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3日，宋奇光伯伯的女儿慧力和张少虹伯伯的儿子鸣磊专程到杭州，看望我年过九旬有余的双亲。1937年夏天，宋伯伯和我父亲是威海卫公立中学（即威中）就读时的同班同学。张少虹伯伯在抗日战争中期，担任东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父亲保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有一张父亲和宋奇光伯伯、张少虹伯伯的合影，时间是1944年5月。那时张少虹伯伯作为军分区领导，来威海指导开展春季攻势时拍摄的，距今已经七十多年了。如今我们作为后代欢聚，并留下了合影，自然感到亲切。虽然父亲年事已高不便打扰，母亲则是非常高兴，尤其是见到慧力，倍感亲切。因为父母亲和宋奇光伯伯的交往已有八十年了，属于世交级的友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那时父亲和宋伯伯都在威海卫公立中学就读，两人的情况有些相同，都出生于富裕家庭，都是独生子。面临着国难当头，他们毅然投笔从戎，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反抗外敌入侵的抗日战争。宋伯伯参加了抗日武装力量，我父亲在地方党委工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一直坚持斗争在文荣威地区。1944年3月，根据胶东区党委的指示，父亲第三次出任威海县委书记，宋伯伯也从荣成调到了威海，担任威海独立营政委。

1945年1月，我父亲去胶东区党委参加整风学习时，宋伯伯代理县委书记职务。在任职期间，宋伯伯率领部队在攻打竹岛伪军据点时，身先士卒，临近指挥，不幸腹部中弹负重伤。接到这个消息，父亲提前从胶东区党委驻地匆匆赶回威海，亲自安排医护人员护送宋伯伯到后方医院治疗。宋伯伯的这个壮举传遍了整个威海，成为老百姓歌颂八路军的一段佳话。父亲每每回忆起此事，眼眶里都噙满了泪水。

宋伯伯因受重伤，未能随威海独立营奔赴东北战场，伤愈后在东海独立团任政治处主任，又去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解放战争中期到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以后整编为二十七军。我曾拍摄过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纪录片，在搜集资料时，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一批参加上海战役的解放军指战员，露宿在十里洋场街头，不进民宅，秋毫无犯。这张照片流传甚广，我经过认真考证，确定这支部队是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八团的官兵，团政治委员就是宋伯伯，师政治委员就是鸣磊的父亲张少虹伯伯。

在我父亲众多的老同学和老战友中，宋伯伯是和父亲保持了一辈子情谊的。1981年10月我到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宋伯伯和夫人张阿姨。宋伯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北海舰队调到南海舰队工作的，在海军广州基地任政治委员。由于思想水平高，领导能力强，基地各方面的工作出色，宋伯伯深得领导信任和部下爱戴。在猝不及防的十年动乱中，他奉命到北京参加了军委办事组的工作。面对着全国一片混乱的局面，为了稳定军队减少损失，他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却因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垮台无辜受累。虽经严格审查后获得了解脱，但给宋伯伯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人际关系的伤害，此后一直没有安排具体工作，赋闲在家。正是可以大显身手的年华，却是可怜辜负好时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宋伯伯想在有生之年为党和军队多做一些工作，萌生了调离海军、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的念头，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的认同。最近我在整理父亲的一些文件时，看到了当年宋伯伯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讲到了这件事情，信中写道：“过了新年后到北京去了一趟。这次去住了十天，海军叶飞政委（现在改为司令员）找我谈话，谈的很诚恳，但无论如何叫我不要离开海军，叫我还在海军安心工作，言语非常诚恳，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叫我到海军第二海校当政委，校址在广州，系新建单位，困难很多。不过组织已作最后决定，我也只得服从。”宋伯伯为人厚道，组织观念极强，在海军主要领导人的挽留下，他打消了离开海军的想法，答应去海军第二水面舰艇学校任职。接到任命后的宋伯伯，像战争年代领受了作战任务一样，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学校各个方面的建设之中。

此前的1977年12月12日,海军第二水面舰艇学校已经在广州组建。这是一个正军级军事院校，直属海军领导。学校位于广州市石井镇，原来是南海舰队的一个军械仓库，我印象中在广州革命北伐战争时，这里就是一个军事单位的驻地。我去广州时，正是宋伯伯到学校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在百忙之中，但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来自远方老战友的儿子。那时的党风十分正派，根本没有公车私用之说。从石井进城交通很不方便，于是他就利用到城里办事的机会，把我捎带到广州市区游览，约好开完会再把我接上，还买回一只当时很少见到的新疆哈密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哈密瓜，印象极深。以至于以后的岁月里，每次吃到哈密瓜时，脑海里就会闪现出宋伯伯的声影。

1981年的广州之行，我非常愉快地在宋伯伯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一点儿拘束的感觉。宋伯伯的夫人张秀文阿姨在广州市计委工作，她对我非常喜欢，“一口一个孩子”的和我说着话。宋伯伯的家住在一个小山坡上，因为是刚盖的新房子，周围都是光秃秃的，亟待绿化。宋伯伯在小楼后种了几棵一人高的木瓜树，上面已经结了几只木瓜，只是还没有成熟。我经常在想，如果这几棵木瓜树还在的话，应该是三十年以上树龄的老树了。

正当宋伯伯踌躇满志地投身于军事教育工作时，一纸离职休养的命令下来了。对于退出领导岗位，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对于这一切宋伯伯看的很淡。自从党中央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后，他就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是这个命令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他带领学员们在海上实习时，在军舰的甲板上看到了要他离休的电报。我经常遐想，如果当年宋伯伯离开了海军，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他的身体不至于垮的那么快，还能健康地多活上几年，当然这个也只能是假如了。

离休后的宋伯伯由张阿姨陪同，曾来杭州海军疗养院休养过。期间和父亲见过两面，第一次见面是我开车送去的，他们住在海军疗养院六号楼。没过几天，宋伯伯和张阿姨来家看望父母亲，宋伯伯和父亲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晚饭母亲为他们包了韭菜馅饺子。他们共同回忆了学校生涯和把他们引上革命道路的老师。宋伯伯详细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情况，父亲也谈了1963年在山东蒙难、调离山东到浙江的经过。告别时，宋伯伯邀请父亲去广州走走，父亲满口答应了。他们轻松地握手约定，岂料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老同学、老战友就此诀别。

1986年7月22日，宋伯伯在广州不幸逝世。当时家中电话在文革中被拆除，宋伯伯小女慧丰打电话到我们电视台，告知了我这个噩耗。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人一下子都楞住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父母亲不顾酷暑，专程到广州去向宋伯伯告别。回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整天情绪低落，很少言语。在宋伯伯逝世10年之际，父亲撰写了《同学、战友、抗战》一文，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回忆他的老同学、老战友宋奇光同志的革命往事。

1987年4月，我《边疆万里行》路过广州时，专门到银河公墓看望了宋伯伯。并将一面《边疆万里行》的小锦旗，覆盖在宋伯伯的骨灰盒上。望着宋伯伯照片上慈祥的目光，历历往事涌上心头，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钟冶平             

                       2017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