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  追求真理

1933年2月21日，我出生于江苏常熟县王庄镇，祖籍无锡羊尖。我的父亲是个中医，曾一度小有名气。母亲一生操持家务，生了7个孩子。由于处在那个黑暗的、尔虞我诈的旧社会，我们完全得不到温饱。为了活命，父亲到处借债。在我不到4岁那年，母亲生病去世了。

母亲去世后，生活更加艰难。父亲要去行医，家中无人照料。父亲决定把平哥和我分别过继给马墅陆家和我的舅舅家（翁家庄吴家弄堂）做儿子。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来我的家乡骚扰，人民生活极不安定。父亲抱着死也要死在一起的信念，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来到舅舅家。他向舅父、舅母说明了来意，他们家虽然自己没生儿子，但通情达理，同意将我领回家中。

1940年秋，我进入羊尖小学读书。1944年夏初小毕业。那段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当时，我们学校曾来过游击队的宣传员，姓杨。他宣传抗日的道理，演出抗日的节目，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这时也来过一些亲日派分子，上台进行过演讲，大肆宣传日本怎么富强，要和我们中国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一类的屁话。在羊尖上学的四年里，父兄对我要求较严，学业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44年秋，我随二哥的工作地点变换进入常熟城里的米业小学念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在小庙场附近，离我住的地方较远，二哥每天用自行车把我带到学校。第二年我转到常熟最好的学校——学前小学，在学校举办的一次毛笔字书法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写的字我还记得：“两只小鸟在花园中飞来飞去”。我练的字是颜体，即颜真卿的碑帖。

这一年，我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知道毛泽东的名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当时学校课程有一些临时性的内容，好比现在的时事，其中有一些要大家都知道的事，如“波茨坦协定”“中共首领毛泽东”等。我们就死记硬背。时间已经过去60多年了，这个印象到现在还是那么深。

我在这所学校首先读的是“六上”，即六年级上半期。按学校规定，期末考试及格就可以升入下半期，不及格可补考，再不及格即留在 “六上”。就是说留级只留半年，不像现在这样留级就要留一年。六年级上半期考试前，学校教务处宣布：主课（算术、国语）两门不及格者要补考，一门不及格者可不补考，即升级。事有凑巧，这半学期考试，我的算术不及格。当然按规定还是可以升级的，但学校通知单上写着要我在开学时补考。像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十几个同学，他们都无可奈何。后来我们再三研究学校教务处的规定，要我们补考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我即带头到教务处找到教务主任，请他予以澄清。开始他不予理睬，推托开学再说吧。我们当然不答应。在我们据理力争下，他才同意不予补考。但我们怕口说无凭，请他写个字据。最后，在通知单上把要补考的字样划去并盖上了他的印章才算了结。

1946年初，我升入六年级下半期。开学后要选举级长，这次选举出乎意料，把我选为级长。老实说，我并不具备当级长的条件，学习一般化，组织能力更是说不上，那么为什么会选上呢？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在上学期末为争取不补考的那场与教务主任的据理力争中获胜，取得了同学们信任的结果。

这一学期我没有学完。有一天，二哥悄悄对我说：“要送你到苏北那儿去学习。”我也没有向校方请假，只在离校的前一天，即1946年4月18日，我对同桌的同学说：“我从明天起不来上学了，老师发下的作业本请你收起来吧！”第二天，我离开了常熟，离开了我的母校，奔赴苏北解放区。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少年从军  献身报务

1946年4月初，我哥接到中共地下党员陆亮从解放区寄来的密信后，于4月19日带着平哥（诸葛平，18岁）和我（13岁）装扮成外出打工模样，从常熟出发，乘轮船到达无锡，住黄泥桥堍长源米行。4月20日10时左右，一列火车从东开来，缓缓驶进无锡车站，待车停稳后，我们三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挤上了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和乘坐火车，心情无比兴奋。可是我们并没有占到一个座位，我甚至连车厢里的座位是什么样的都没有看到。我们三人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挤得连动都不能动，就这样一直到镇江下车。下车后，我们迅速赶往过江码头，坐上了一条轮船。我第一次见到长江，渡轮行驶在宽阔的江面上，朝着北面开去。我心潮翻滚，想着这两天来所经历的一切，想着今后将要到来的是什么。渐渐地镇江已经模糊了，消失了……。再见吧，锦绣江南，再见吧，我的故乡。大约下午5时左右，我们在六圩港码头上岸，随着人流涌上了一辆破旧帆布蓬卡车，向北开去，黄昏到达扬州。扬州是进入解放区的必经之地，也是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交界地方。如果能顺利通过扬州的话，那么第二天就可以到达解放区。当我们到达扬州后，想住旅馆没有熟人。当时投宿一定要找当地铺保，没铺保就不接受住宿。城门虽然敞开着，但警卫森严，不敢进城，我们兄弟三人在街头徘徊很久，后来找到一个船妇，经过商量在她小船上度夜。为了应付国民党军队的检查，我按照二哥的嘱咐熟记了遇到情况时的应对办法，就说去当学徒。怕国民党士兵抢钱，把一部分钱藏在我的内衣口袋里。因为我年龄小，人家不会太注意。随后就和衣睡下。夜里，不时听到国民党兵不断叫喊着口令，担惊受怕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小船经过两个多小时航行，到达邵伯镇。经国民党兵严密检查和盘问，没发现什么破绽，终于通过了封锁线。三人再坐轮船到高邮。这里已经是解放区了。到解放区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人们同志相称，非常亲切，好像又回到了久别的家那样的感觉。我看二哥是那样的兴奋，昨天在扬州的紧张心情完全消失了。4月22日，我们换乘汽车继续向北驶去，经过宝应县，最后到达淮安。4月23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们兄弟3人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越过了国民党封锁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江苏淮阴。

我们按照陆亮通信地址写的商号名称“仁和号”向人打听，大家都说不知道。二哥只好去报社准备登报寻人。正巧，报社的人说，“仁和号”就是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的代号。这样我们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同乡陆亮。陆亮，原名隆武能。他是我们羊尖的同乡，又是亲戚，原是上海电报局地下党员，1945年到解放区。我原以为是到苏北来读书的或是当学徒的，因为我年龄小，对于在新的环境里所发生的事似懂非懂。二哥住了几天就回去了。原先商定他回家将其妻儿老小作出安排，然后再来解放区。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内战爆发了，二哥再度来解放区的计划未能实现。我和平哥住下以后，陆亮向当时华中新华社社长范长江作了汇报，并与有关单位联系，安排我们参军事宜。

5月4日是中国青年节。这年的5月4日正是我参军的日子。这一天，华中新华社青年开会庆祝这个节日。大家席地而坐。会议隆重而热烈，社长范长江在会上作了关于“五四”运动的报告。范长江在讲话前问：“两位新同志来了没有？”他指的是我和平哥。下面有人回答：“来了。”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五四”运动，中国从1919年5月4日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会议结束后，把我们两人分配到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从此，我就成了解放军的一员（当时还称新四军）。

新闻专科学校电务科第一期已经开学两个月了。我们两人插班学习，困难重重。教员问我会不会英文字母，我说：“会。”“什么文化程度？”“高小没有毕业。”我预感到困难肯定不会少。学习开始后，我们两人只好另外补课，先背记电码符号。一天到晚不停地按嘀答、嘀嘀答，从一分钟打二十几个字母，开始慢慢增加到30、40、60……。为了赶上大家的进度，我们要花几倍的精力，双倍的时间往前赶，赶、赶、赶，弄得头昏脑胀，手也麻木了，听到电码符号几乎没有反应了，有时甚至困的睡着了。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实际水平已经赶上全科的进度，这时才比较轻松了些。

经受锻炼  战斗成长

1946年7月，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指出：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主动放弃一些重要城镇。

为了有计划的撤退，1946年8月1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电务科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并摄影留念。不久，大家都分配到各地工作岗位上去。我随电台人员转移到了淮安，分配到了一个电台上工作。我们住在一个门楼里，记得是东长街11号。这时天气炎热，晚上蚊子咬得无法工作。我们做了一顶像房间那么大的蚊帐，在这个蚊帐里工作，再不受蚊子的欺负了。我在这个电台上一面见习一面工作，抄收中央社的新闻电报，因为译电员人手少，我们抄收来的电报就自己负责译出来，脑子里必须熟记1500字左右的常用字，才能进行翻译。这时我又开始背记明码2450(新)5478(华)4357（社）……，时间不长，基本上掌握了背记规律。一个班上抄收来的电报，很快就可以译完。

1946年9月18日，因工作需要，上级把我调到华中盐（城）阜（宁）区《盐阜日报》电台。我们住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与报社的编辑经常接触。总编秦加林曾找我谈过话，他很关心我。

在我刚到电台不久，曾有一个高个子的工农通讯员来找我谈话，问我怕不怕打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有什么看法？我说不怕，蒋介石想学袁世凯当皇帝，办不到，我们要同他干到底。我不知道这次谈话的目的，因为他讲话很随便，因此我也没什么顾虑，说了那么几句。很快在《盐阜日报》上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并说我们的小战士都不怕蒋介石，如果敌人敢来，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彻底消灭掉。

报社电台由于报务员少，马上就单独工作了。当时是抄收新华总社的新闻，这个时期，我的报务技术水平提高很快。不久，这个地区疟疾流行，我被染上了，身体忽冷忽热，热起来头胀得像要爆裂，发冷时盖几条被还是瑟瑟发抖。但当时环境艰苦，缺医少药，医生无能为力。同志们为我着急，后来一位战友在百里以外弄来几粒救命的奎宁，我服了几天，病魔终于被战胜了。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回忆起那战友相互关爱的情景，使我有力量战胜一切。

1946年9月，我军放弃淮阴以后，敌人忘乎所以了，继续不断地向解放区进攻，妄图扩大其占领区，可是他们只能占领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然控制在我们手里。但环境越来越艰苦了。

为了保证在残酷的环境里继续斗争，必须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盐阜日报》社实行了精简，将一些身体差的、能力较弱的同志暂时“埋伏”起来（即隐蔽在老百姓家里）。11月的一天中午，报社领导命令我和章坚、周吉甫等5人去山东《大众日报》社报到，并限在两小时内必须通过八滩镇。因为这个地方很快将被敌人占领，从我们驻地到八滩镇大约有20华里。我们5个人迅速打好背包出发了。一路上一会跑步、一会快走地向前赶路。大家心里十分焦急，担心八滩镇落入敌手。如果已被占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人心里嘀咕着，脚步更加快了，我年龄小，跟得很费劲。不久大村庄就在眼前了，带队的同志让大家隐蔽在一个小树林里，他去村里打听情况。我们几个完全是老百姓打扮，穿着便衣，并不太引人注意。一会儿带队的同志回来了，领着我们迅速通过了八滩镇。当经过八滩镇时，我看到老百姓都紧张地忙碌着，有的是在做撤退的准备，有的是准备坚持斗争的民兵，村干部正在分头动员大家坚壁清野。看得出来，这个村子很快就要落入敌手了。

过了八滩镇，我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事实上敌情是相当严重的。这时天上开始下雨了，道路泥泞，大家感到有点疲劳了，走路都东摇西摆了。但领队同志非常清醒，要求大家做好充分准备，他说今天一定要过黄河（故道，1938～1947年黄河曾改道江苏北部入海），我们要再次抢时间渡过去。同志们看我年纪小，抢着帮我背背包。黄昏时，到达黄河边，可是那里既无桥，又无渡船。游过去吧，水太冷，而且有二三个同志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我们沿着黄河走了一段路，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船。要过河的人实在太多了，经领队与渡工协商，同意连夜将我们送到对岸。当我们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投宿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8个多小时，一点没吃上东西，他们拿出煮熟的胡萝卜，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随野战医院的同志继续向北转移，晓行夜宿，最后到达临沂乡下的一个村子里，《大众日报》社就驻扎在这里，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1947年2月中旬，新组建了一个新闻台，很快就开赴莱芜前线，参加莱芜战役。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我们在村子里的墙上书写大标语“打到济南去，活捉王耀武”，并日夜拍发大量战报。1949年4月，南京、丹阳解放。23日我们华东军区通联处（三区队）电台马上从扬州六圩过江到达镇江，住丹阳荆村桥，听陈毅司令员作如何做好接管大城市工作的报告，进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学习和教育。5月30日新成立的新华社上海分社到达刚刚解放3天的上海，接管了国民党中央社（圆明园路149号），接收了大量通讯器材，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为上海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我1950年5月调北京新华总社电台工作，6月初即调军委通信部工作。在这个系统里一直工作到1988年7月离休。在此期间，历任报务教员、连长、营参谋长、参谋和副处长等职。1985年～1988年间，我曾参加编写《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

             诸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