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年文工队全体同志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四位首长保留至今的唯一一张合影

                                 摄于1943年7月

2007年7月24日，上海浦东南汇。酷暑下，一群当年上海抗日志士的后代，在二灶泓港、马勒港、五号桥等地寻访昔日的渡口。

66年前，900多名上海青年先后从这里出发，南渡杭州湾，登陆浙江宁波三北地区，建立起浙东抗日敌后根据地。这是一条由鲜血凝结起来的“红色通道”。

　　一条深入敌后的“红色通道”

1941年4月宁绍战役失败后，浙东沦陷，日寇横行，民不聊生。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败退，日本鬼子进驻城镇，一夜之间冒出许多土匪到处趁乱打劫。

1941年4月30日，毛泽东、朱德在延安发出了电报，指示要开辟沪杭甬特别是建立浙东抗日敌后根据地。1941年5月10日，一支从浦东马勒港出发的50余名浦东抗日青年组成的先遣队，在姜文光、朱人侠率领下，趁着夜色，渡过波光粼粼的杭州湾，抵达浙东三北地区（姚北、慈北、镇北）的相公殿北首。为了统战的需要，这支军队打的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宗德三大”的番号。

紧接着，6月16日，第二批蔡群帆、林有璋率领的部队也在相公殿登陆。登陆第二天，就在相公殿遭遇鬼子。首战告捷，打响了浙东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第一枪。三北人民沸腾了，老百姓说，终于遇到能打胜鬼子的部队了。

相公殿一战后，浦东抗日青年又分5批到达三北，与先期到达的部队共计900余人，1943年后改用新四军番号，当地群众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三五支队”。

1942年6月开始，为了加强三北根据地领导力量，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一师、六师从苏北和苏中陆续派了300多位干部到三北。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四位浙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先后乘着海防大队的木帆船从苏中到上海浦东，南渡杭州湾，最后到达浙江慈溪北部，从秘密的“海上门户”古窑浦登陆三北。

“一艘木帆船上大约20个人，化装成夫妻、师徒的都有。我当时摘掉了眼镜、钢笔，连牙刷也不敢带，生怕遇到敌人引起怀疑。”当年浙东抗日敌后根据地机关报《战斗报》主编、今年86岁高龄的丁柯同志也曾是南渡一员。

1942年7月8日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成立了浙东纵队游击队司令部，制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领导浙东人民展开了为期三年多的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

就这样，从浦东到浙东，这条海上“红色通道”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战士、物资、弹药，它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浦东人民与浙东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

李金根老人卷起左手衣袖，指着手臂上一块凹进去的地方说：“子弹就是从这里打进去的。那时，鬼子把我抓住后，我趁他们不注意跳进了海里。鬼子朝我开枪，打中了我的左手。后来我在海里漂了两个小时，用一只手划水，一直游到山脚，抓住一把草才爬了上去。”

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蓝布旧式中山装，眼前这位满脸沧桑的老农民，是当年大鱼山岛战役突围出来至今健在的唯一一名战士。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展开大反攻，美国盟军在西太平洋群岛向日军进攻，并开始计划在浙东杭州湾沿岸登陆。毛泽东致电华中局，美军即将在中国登陆，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浙东纵队决定建立海上根据地，接应美国盟军登陆。

1944年8月21日，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派出第一中队79位指战员，从三北古窑浦乘坐5艘木帆船进军东海上的大鱼山岛。　“岛很小，在岱山岛日军控制的范围内。岛上有一位保长是敌特，他悄悄向岱山岛的日军告密。8月25日，日军600多人在舰艇和飞机的掩护配合下进攻大鱼山岛。”《战斗报》主编丁柯回忆着。　“海陆空军什么都有，黑压压一片。一直等鬼子到了半山腰，我们才开始打！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鬼子躲都来不及，被石头砸死不少。那天早上从8点一直打到中午11点。”讲起当年战斗，新四军老战士李金根激动不已。

面对8倍于我军的敌人，海防大队第一中队的所有指战员奋起反击。血战一天，42人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小小的大鱼山岛。32名幸存的战士在当地渔民的掩护和帮助下突围。大鱼山岛血战，被喻为“海上狼牙山之战”，延安《解放日报》称其为“气壮山河的战斗”。

为了纪念这场战斗，《战斗报》编辑部一位木刻画家洛井亲手雕刻了42幅木刻连环画。在丁柯老人的家里，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本连环画的影印本，它一一展现着当年大鱼山岛血战的场景。“战役结束不久，洛井就开始雕刻，我配文字。一边行军一边刻，花了三个月才完成。”丁柯说。

63年后，在今年3月宁波古窑浦“海上门户”纪念馆开馆仪式上，李金根与丁柯见面了。

一位是当年突围出来的新四军老战士，一位是当年曾经采访过他的战地记者。两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63年后再次重逢，心中的激动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

纪念碑上战友们的名字，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祭奠着他的战友们。

　　一次惊涛骇浪中的生死掩护

沈晓红脸上汗涔涔的，他匆匆跳下车，奔进南汇区政府的办公室，塞给记者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位当年新四军余姚办事处经委主任、军事科长沈光中烈士的儿子，在今年3月也曾携妻带子来到三北，寻找当年掩护过他父亲的老房东王银华、徐翠霞夫妇。

1943年8月，沈光中因腿负伤，还患有肺病，住进了王银华家。缺医少药使他的病情每况愈下。这年冬天，组织决定护送沈光中回上海浦东老家治病。但在如此纷乱的世道，有谁能担当此重任？王银华挺身而出，背着沈光中上了北去的轮船。

打开沈晓红的信封，里面是王银华夫妇的女儿王杏娥在1988年为纪念沈光中烈士和她的父亲王银华，用第二人称写下的近万言长信。

　　64年前，惊涛骇浪中的一次生死掩护，历历在目。

“谁料你们竟和鬼子同乘一条船。12月风雪漫天，鬼子封江不开船，一连等了七天。那七天，父亲把你藏在姨母家附近，每日偷偷跃过鬼子的铁丝网给你送茶送饭。就这样度过了七天七夜，你奄奄一息，最后连粥也吃不下了。”

　“等开船那天半夜，你断了气，右手拉住我父亲迟迟不放。在悲泣的黑夜中，父亲眼泪如雨。下半夜日本人来盘查，凡是得传染病的人都要丢到大海里喂鱼，更别说死人了。父亲急中生智，把船舱里的行李全都集中放在你的尸身旁，再盖上一条大棉被，然后就躺在你上面。鬼子来了，到父亲跟前大喝：生病了？父亲声音洪亮地回答：我什么病也没有。这一关混过去了，父亲的衬衣衬裤被急出的汗水浸透。”

“船到上海，父亲找到姨父的家人掩护，还叫了十多位朋友，讨了一面英国人的旗子，众人护着你一拥而上。上岸后，马上喊了一辆黄包车直送殡仪馆，父亲怕有意外，迅速落殓，在棺材头里挂上了你的名字，并马上打电话叫你的亲哥来……”

银华老人的儿子时，不善言词的沈晓红说：“对这里的人民，我只有怀念再怀念，感激再感激！”

　　一对情深谊长的“红色恋人”

从1941年南渡到1945年北撤，从上海来的900名抗日青年约有300名牺牲在浙东的土地上。那时候，浙东根据地流传着一句口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在三北洪魏战斗中，丁柯战地采访时，看到一位刚从火线上抬下来的指导员，整个胸部都炸开了，还冲着他说：“丁队长，你看，我没有哭！”

那些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曾经被报道在《战斗报》上，在当地传颂至今。

在宁波新四军纪念馆里，保存着当年上海青年成君宜和徐志远的一张订婚照。

1942年，成君宜来到浙东投奔新四军，任浙东纵队警卫大队政委指导员。徐志远从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应未婚夫成君宜之约奔赴浙东抗日根据地。但是，让徐志远没有料到的是，她朝思暮想、历经艰险就要见到的恋人，已经在不久前的前方村战斗中牺牲了。

“一个上海小姐，穿着蓝布旗袍、黑色皮鞋，只身来到根据地，胆子真是大！”成君宜的弟弟苏祖风回忆说。

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新四军浙东纵队牺牲了98位指战员。战争结束后，四明山桃花岭村的村民将烈士的遗体一具具抬下来，埋葬在桃花岭的山坡上，成君宜就在其中。

徐志远知道了这个噩耗后，万分悲痛，但她没有退却，独自默默地留了下来，当了一名军医。

多年后，已是白发苍苍的徐志远仍然惦记着成君宜。1988年，徐志远到四明山桃花岭寻找成君宜的尸骨。听说村里一位民兵队长当年埋过一位新四军指导员，徐志远找到了他。当民兵队长拿出当时从烈士身上发现的一张老照片时，徐志远激动得双手颤抖，老泪纵横，那不就是1940年她和成君宜拍的订婚照？

建了一座墓碑，还把照片上成君宜的头像烧成了瓷片镶嵌在墓碑上。1994年，徐志远请求村里的干部在成君宜的墓旁立了一块墓碑。她说，百年之后我的骨灰要埋在这里，陪伴成君宜。

2006年徐志远病逝，魂归四明山，与恋人永远相依在了一起。“生前他们终究没有成为一对爱人，但百年之后他们终于在了一起，了结生前的心愿。”苏祖风声音哽咽，眼眶里转着泪水。

　　一曲鱼水深情的赞歌

浙东土地上，一曲鱼水深情的赞歌，至今嘹亮。

在寻访三北故地时，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的儿子谭大凯和四明山裘岙村村民裘明星相见了。他们并非亲兄弟，但是都吃过裘明星的母亲翁大花的奶。

1945年浙东纵队准备奉命北撤时，翁大花是谭大凯的奶妈。那时，谭大凯与翁大花的儿子裘明星一般大。为了照顾谭大凯，翁大花忍痛把自己的儿子留在了四明山区，跟着部队一路转战北上。

“行军路上，我和大凯睡在马背上的箩筐里。大凯的妈妈穿着一身旧军服，身体结实，牵马走在前面。那时我才三岁，记忆中只有奶妈的背影，她正面长什么样一点也记不清了。”谭大凯的哥哥谭大骏向记者讲述着。

1947年，翁大花跟随部队到了山东，不幸染病去世。那时，她哺乳过的谭大凯也才2岁多，不记得翁大花的样子。裘明星自从部队北撤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他印象里也没有母亲的样子。这位善良无私的农妇留给她曾经哺育过的孩子们的印象始终是模糊的。

后来谭启龙政委经常对儿子说，你不要忘记了你是四明山的奶妈养大的！孩子们都没有忘记这位母亲。多年后，为了纪念她，谭大凯和裘明星在三北故地重逢了。

七个月大的儿子邱鹏程。从此，奶奶带着两位烈士的子女艰难地生活着。直到解放后，母亲才把曹肖华接回上海。

曹肖华被接走后，奶奶一直惦记着在上海的这个孙女，常常对亲孙子说，“你还有个姐姐，她在上海。”

1967年，曹肖华回到邱家湾寻亲，终于又见到了养育自己长大的奶奶。从此，曹肖华常来四明山看望奶奶，和她住一间屋，睡一张床，甚至一个被窝，在灯下唠叨过去的事，直到1971年奶奶去世。

1943年的重阳节，新四军浙东纵队副司令连柏生的儿子连红即将出生。当时天已经转冷，鬼子又开始扫荡。部队立刻把连红母子转移出去，在一间很偏僻的小茅屋里连红降生了。

　“母亲生我时受了风寒，染病在身，我是吃着许多当地村里奶妈的奶水长大的。我是浦东人，他们是浙东人。浦东、浙东是由鲜血把她们凝结起来的。”今年64岁的连红动情地说着。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谭启龙率领新四军指战员公布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挥泪告别浙东父老乡亲。

七天内，15000名新四军浙东纵队战士和地方党政干部，依靠当地老百姓300艘木帆船，从浙东三北的三个渡口北撤。杭州湾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林 颖